名家说法：混改企业“中广核实华”破产案中的犯罪问题全文约2600字，预计阅读需要4分钟。正文：

中广核实华公司是央企中广核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广核节能公司与江西实华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合资设立的混改公司，其中，中广核节能公司占股 51%，江西实华公司占股 49%。

中广核节能公司委派人员长期凌驾于中广核实华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之上，违规解除项目合作协议，擅自停产停业，拒绝延续行政许可手续，拒绝铁路专用线整改和恢复铁路专用线运行，造成中广核实华公司内部治理极度混乱，经营严重亏损，全部资产面临被关联公司申请法院拍卖、公司正在被关联公司申请破产清算。

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业界权威专家认为：中广核委派人员损害中广核实华公司利益的行为涉嫌失职渎职违法犯罪：

（1）未尽忠实和勤勉义务、怠于履职，典型不作为。怠于维护公司利益，公司经营长期亏损、资产大幅贬值也不向董事会、股东会报告，股东和董事要求调研、审查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依法追偿相关损失等也被拒绝，导致损失持续增加；

（2）违法违规乱作为。委派人员不仅非法做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而且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和授权，擅自停产停业、贱卖国有资产、挑起大量诉讼纠纷，肆意剥夺股东和董事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决策权，其越权、侵权行为导致公司治理混乱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且愈演愈烈；

（3）擅自解除业务合同和终止项目合作，拒绝股东恢复生产经营的合理要求，阻拦股东垫资帮助公司整改、重新取证和恢复生产经营，千方百计破坏生产经营，恶意造成优良资产贬值或报废；

（4）停止燃气供应、拒绝延续行政许可手续和拒绝配合成品油库项目验收及使用，损害公司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委派人员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给公司造成损失，该损失与委派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违法违规行为给中广核实华公司造成严重损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广核实华公司应当依法追究委派人员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公司法》（2018 修正）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委派人员因过错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给中广核实华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中广核实华公司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因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等。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条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的股东代表未按照委派机构的指示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一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决定企业重大事项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予以免职或者提出免职建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 号）第四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渎职行为的处理”的规定，对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司、企业改制或者国有资产处理过程中失职或者滥用职权适用《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中广核委派人员属于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在混合所有制公司滥用职权——故意超越职权权限行使、不正确履行职权、不按照程序规定履行职权，且其滥用职权行为致使混合所有制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目前已资不抵债、全面停产停业，处于破产边缘，同时导致国家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其行为涉嫌构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专家观点之外，当事人还反映，上述“不作为”与“乱作为”并非零散的履职失误，而是一条方向一致、前后衔接的操作链：先让企业失去资本基础，再让企业失去经营能力，最后让企业失去其他一切出路。这条链是否存在，直接决定行为定性——是过失的失职，还是故意的滥用职权。

液化石油气储备库、成品油库、LNG点供等长期项目资金需求逾2亿元，加之融资性贸易5000万元和储存业务5000万元，总资金需求逾3亿元.而控股股东实际出资仅5050万元，缺口以1.8亿元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和民企股东约1.36亿元垫资填补，形成“短贷长投”；银行催贷后，又以关联委托贷款和“售后回租”置换银行债权。置换之后风险并未消灭，只是把专业金融机构的贷后管理换成同一控制人的自我安排，同时把本应自担的资本投入变成可以在破产中申报的债权。公司自此同时带着一个必然断裂的期限结构，和一个日后可以据以申请破产的“债权”。

2021年4月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擅自全面停产，融资性贸易、瓶装液化气充装及批发、库区储存租赁、铁路专用线运输等盈利业务一并叫停，行政许可到期不延续，股东提出的垫资整改、复产、托底承租方案长期不进入决策程序。停产不是市场所迫：凡是能让公司产生利润的业务，均被叫停。而企业复产年收益约2000万元，出租库区每年亦有1000多万元租金，本足以逐步偿债。

委托贷款的签约、展期、变更争议解决方式均未经董事会关联交易审议和关联董事回避，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五个工作日的“仲裁”即完成确权，债务人一方全面放弃抗辩；随后以该债权申请破产，债务人又表示不反对。与此同时，以本金收购3000万元收购融资租赁债权（该方案在受理破产前已基本谈成）、7000万元承债式转股、宽限债务等方案被逐一拒绝——这些方案若被采纳，破产申请的基础即不复存在。按《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九条及人民法院案例库2026-08-2-108-003号案例确立的“衡平居次”规则，此类关联债权本应劣后清偿，却未见启动审查。

一个因经营失败而陷入困境的管理者，通常会接受任何能够减少损失的方案；只有需要以企业消亡来终结追责的人，才会拒绝一切使企业存续的安排。这正是“失职”与“滥用职权”的分界：前者是不知、不能、来不及，后者是有意为之、层层设局、环环相扣。

因此，当事人反映的上述链条，不仅是对损失数额的补充说明，更是判断主观故意、准确适用《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关键事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