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骆家辉这种官员,美国当然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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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体痉挛、法治不张,致言论无出处,结社无空间,述求无渠道,权利无保障,精神无归依,个体生命追求人生至高至善至美而不得,故逆求物化,漠视道德,远离道德,亵渎道德,为一己之利“无底限”而争,遂成为保证个体最小生存空间的法宝和生活常态,社会道德进入恶性循环,萨特的魔咒“他人即地狱”,不作恶即为好人,已是社会道德触底后血淋淋的现实和写照。少数道德坚守者,则成为社会另类和异化分子沦至边缘,成为时代“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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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风云际会,乱象纷呈,暗火欲燃之际,君当明鉴,司马公之心,路人皆知;另有孔门之后,其嘴歪眼斜心不正。综论之,不论此二人如何摇旗呐喊“为工农”,呼风唤雨慷慨言,皆实为其主唱赞歌,意误国人充奴役。其人等,亦不过民间术士暂得道,不几日,即见跳梁小丑现真颜,只可惜,环球皆人少做狗,乌有大梦本为空,北大本来清净地,孔门何育五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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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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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举,国事不张。消除和根治网络谣言的前提,显而易见不在下层而在于高端。它取决于主导者们是否愿意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真心给国人以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力,让国人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也只有从制度构架层面进行公平化的构建和修整,让国家成为国人的国家,政治成为国人的政治,乡镇社区真正成为住民自治权力的起点,才会有一个坚实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再从哲学、思想、文化和道德层面进行从精英到平民的教育和培养,才能让国人(包括主导们自身)具备一定的逻辑思辩能力和优劣分辨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国人什么时候成为懂得较真的“刁民”,时不时会向执政者进行有理有节的发难之时,现代公民的培养任务才几近完成,主导者们从革命意识到执政意识的历史性转变才算彻底实现。所以,看似一个小小的互联网谣言之治,实是国家的根本大治。所以,其解决之道不在能不能,而在于想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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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本身为人不屑,加之中国特定政治语境所致,国人对其负面影响达成共识易如反掌,“罪恶”之意从未有变且根深蒂固;学界“理论主线”亦百年如一,观点难见高远,其类似仅为生存而工作,为研究而堆积,沉疴已久,难以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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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有句很让人震撼的名言:“当法律保护不了穷人的时候,它同样保护不了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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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的角度,希望避免革命,用最小的代价、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社会转型,这需要执政当党有足够的智慧。我的观点就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说在十八大以后,新核心在他们的第一任期内不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我认为也就不必启动了,那就是只有等着最终被人民唾弃。”---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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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人已普遍不再具有民粹主义暴力革命的意图,但时值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转折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已如惊涛拍岸、暴风破门和巨浪掀舟般,已经势不可挡和迫在眉捷了。未曾大变者,只差某个能使国人共认的诱发性事件为支撑平台。此间端倪,是否会被看作革命,人皆未知,后果如何,也只有留待时间和历史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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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当今中国所欠缺者,正是一个能保证让无产者通过努力可能变得有产,让有产者不担心自己的努力被共产的环境,以及别人不会看见自己的财富而动小人之心的健康道德。这些,是中国特色企业家移民跑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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